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进一步改善中西部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支持高职院校扩招，分类推进双一流建设。

所谓均衡，也仅是现有管制框架下，及管制水平上的均衡。发展中经济体通常的情形是，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领域或多或少存在着管制，某些情况下，甚至对经常项目也有管制，这导致本币的可兑换性相对较差，汇率因此难以全然浮动。

其角点解隐含的指向是本币的可兑换性。通常适用于发达经济体汇率变动的讨论。与此同时，这一均衡汇率边际水平的升降则受一国金融市场利差水平高低的影响。全球货币寻锚以及人民币成为锚之一意味着人民币具有长期升值的可能。目前中国的国际收支格局，是由人民币和美元在资本项目以不兑换的形式各自流出入。

国际货币替代的出现，既表明替代货币强劲的竞争力，也表明国际社会风险偏好改变。在同一货币供应量前提下，离岸市场因人民币流入量的多寡而使其利率有别于在岸市场。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

关键词：高质量 双循环 新格局 金融改革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发展的战略纲领。二是适应供给要素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

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就提出，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

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讲话，2020年9月1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刺破了次贷泡沫，但本质上次贷及衍生品泡沫的不断累积，正是其长期以来的入不敷出、透支消费的必然结果。在保证公平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下，构筑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安全网，为高质量双循环创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

相反，中国则积累了包括美债在内的巨额国外资产，以及广泛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适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着力点。作   者：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纪敏 进入专题： 国内国际双循环 金融改革 。

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适应双循环宏观格局渐趋均衡的趋势，加快健全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强利率调控的主动性，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大国开放体货币调控框架，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美国等消费国而言，长期依赖贸易逆差以及财政赤字透支消费，必然导致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换言之，独立货币政策放松一点，资本项目开放一点，汇率浮动幅度大一点，且渐进推动的幅度大一点，并在渐进推动的动态路径上伺机维持平衡。在现有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中，表现为本币对美元的价格。这是因为大经济体体量大，占全球GDP和国际贸易比重都高，其货币成为备选的对象。财政赤字还会进一步扩大，致使开动印钞机支持国债发行的做法常态化。以全要素生产率，尤其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实际工资上涨为判别标准，既简捷，又明暸，可直接用于实际经济政策制定。

事实上，2015年以后央行的一个新做法就体现了这一点。而获取包括技术、设备在内的资本品需要外汇，从而奖励出口成为惯常的政策选择。

不仅不会出现市场意义上的均衡汇率，也因汇率的扭曲而难以确定本币购买力的真实水平，从而表现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分野，既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观察到的缺口。因这一实际汇率的上升，要求名义汇率真实化，从而外化为现实的汇率升水。

货币利率政策由此诱导着边际汇率水平的升降，利率因此与汇率产生平价关系。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由于这一理论框架涉及国际货币寻锚以及替代货币备选问题，因而实际上探讨了国际货币体系性变动问题。

在工业化进程中，以资本品进口替代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来取得经济快速成长是捷径。而在贸易领域，固定汇率不仅有利于稳定交易预期，而且也便于对本币进行系统性低估，从而有利于出口。如果将之分别用于讨论人民币升值前景问题，可以各自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目前为止，人民币尚不是可兑换货币，资本项目仍存在较严的管制。由于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存在二元结构，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尤其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传统农业，并因此可支付较高的劳动报酬，吸引着边际劳动生产率趋近于零的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工业化过程会自发地出现。

就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目前唯有人民币适合于这一框架的讨论。因此，有必要从分析框架入手，辨析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尤其是否进入升值通道？ 美元中心下的三种汇率理论框架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中心。

这种情形会使传统的特里芬难题演变为新型特里芬难题，即美国GDP占全球比重的持续下降和美国债务占全球的比重持续上升。甚至在2015年后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与政策努力相反的升少贬多的现象。

即使出现某种上扬，也不是基于市场均衡汇率的趋势性上扬，而只是临时性的波动。由于其背后的分析框架各有不同，也导致各预测结果差距甚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就应该具有可兑换性。通过限制人民币流出，促使离岸人民币利率上升。其作用机制是利率和汇率的平价关系。这也构成现在美国认为人民币汇率有操纵嫌疑的重要论据。

在主要离岸市场，尤其香港市场上，人民币可以自由买卖，因而全面可兑换，对人民币的供求关系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多对多交易，进而形成人民币CNH汇率。与此同时，以本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守成大国会陷于尴尬境地，因特里芬悖论使其货币竞争力下降并反制乏力，进而出现其他主权货币替代的现实可能性。

但就升值幅度以及升值步伐而言，幅度和步伐有可能会减慢，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可能放缓。首先，经济现代化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基本诉求，而经济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是工业化。

而1940-1941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期。突出表现为它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努力的方向：只有放开资本管制，成为可兑换货币，使利率汇率平价机制正常发挥，才能出现无限趋近于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才能言及真正意义上的升值与贬值。